记者日前走访陕北、宁夏、甘肃等地发现，在西部部分农村地区，各种地下宗教、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“复兴”，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“修建热”和农民“信教热”，正在出现一种“信仰流失”。

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都认为，农村“信仰流失”的出现，是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薄弱、文化精神生活缺乏的表现，并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。因此，重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力，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新思路，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邪教埋下“定时炸弹”

2005年冬天，陕北某县原新闻从业人员李严宁（化名），以信徒身份从榆林市榆阳区打进反动邪教“实际神”的地下教会内部。他通过实际考察发现，一些像“实际神”这样的邪教组织就像一颗颗“定时炸弹”，存在于政府监管之外，存在于法律约束之外，对群众物质、精神危害很大。

李严宁在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采访时说，这类邪教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，而且正在改写群众的价值观，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、宗教矛盾，给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，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。

他向记者揭露了邪教“实际神”在陕北地区的地下活动——

“实际神”也称“东方闪电”，与“门徒会”等一样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邪教派别。这个邪教打着基督教的名义，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“道成肉身”的最后一位“基督”，要在中国“做王掌权”。

该邪教自编教义，并结集为非法出版物出版。在其“教义”中称，“中国人最卑*”、“中国将逐渐大乱，信‘女神’得拯救”、“中国将分裂”、“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必须打破家庭”等等，内容非常反动。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“实际神”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，1998年传到延安 、榆林等地，2004年传到内蒙古、山西一带，现正向新疆、宁夏、甘肃等地大肆渗透。

“实际神”邪教对群众危害很大。它的信徒都信灾难将要降临，整天神经质，整天检查自己的“悖逆”，加上有病不医治的人比比皆是，导致许多信徒身体素质下降。

同时，一旦信徒出现思想不坚定或有退却行为时，他们就安排专人千方百计进行跟踪教育，力争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在不同的邪教组织之间，比如“门徒会”与“实际神”、“观音法门”等之间，相互争夺信徒，在邪教组织与宗教之间也争夺信徒，他们称此为“狼”抢“羊”，之间经常发生吊打、浇热水等伤害事件。

宁夏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，综合起来看，农村至少有四股势力在危害社会稳定，一是地下宗教和邪教势力；二是民间迷信；三是民族分裂势力；四是敌对势力。这些力量虽然整体上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大气候，但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。如果任其泛滥，不积极寻求有效对策，后果将十分严重。

西部部分农村“信教热”的影响

邪教对西部农民危害最大。而其扩散背景，则是西部农村“信教热”。记者发现，从陕西延安到榆林，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 ，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，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“村村有寺庙、见神就祷告”。

陕甘宁三省区主管民族宗教事务的干部们一致反映，近年来农村大建庙宇已成普遍现象。陕西靖边县民族宗教局局长蒲文泽说，现在一方面是村村有寺庙，另一方面是很多人“见庙就进，见神就烧香磕头”。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，全县22个乡镇有297座庙宇，这还不包括未统计在内的小庙。

对此，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部分基层干部直言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：一方面“地下宗教”快速扩张，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，县、乡、村三级信息不灵，对宗教家底不清，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，严重存在无部门管、无人管、不会管、不敢管的问题。

地下宗教向农村转移

农村近年来寺庙“兴建热”的背后，是部分农民对各类宗教活动的追捧和信任。

一些基层干部反映，农民现有文化活动主要是喝酒、打牌、看电视。农村税费改革后，乡村两级经费更加捉襟见肘，这使得本就被忽视的农村文化建设更加被边缘化。

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，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“重经济、轻文化”的惯性，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，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“地下宗教热”兴起的重要原因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杰说，在农村，地下宗教活动泛滥到一定程度就会组织起来争取利益，寻求代言人，甚至争夺政权。

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，实际上，近年来在陕甘宁一些农村地区，宗教场所滥修乱建现象愈演愈烈。

王杰说，维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合理有度依法管理应该两手并重。在基层，为了平衡矛盾和维护短期稳定，有关宗教问题在宗教力量较强地区存在一种泛化的趋势。

农村建设软肋助长“信仰流失”

一方面地下宗教、邪教和民间迷信在中西部农村扩散，另一方面这个情况未引起干部群众的足够重视。

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走访的众多业内研究者和干部群众认为，地下宗教、邪教的传播，反映了部分基层组织建设薄弱、农村文化精神生活匮乏、干部认识不清晰的工作软肋，助长了“信仰流失”现象，需要加以正视。

与一些农村寺庙兴建热和“信教热”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陕甘宁革命老区的农村普遍存在文化阵地缺设施、缺设备、缺人才、缺活动等问题。

延安市社会文化局副局长赵吴宁从事基层文化工作20多年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现在农村文化阵地要么没有，要么建成了变空壳，送图书放着落灰尘，送电影、戏剧下乡也只是老弱病残者来看看”。

他反思农村近年来的“信教热”，得到的教训就是“我们自己放弃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”。

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

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地下宗教、邪教抬头的现象，接受《瞭望》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、干部均认为，应借新农村建设之机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下大力气关注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。

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认为，农村地下宗教活动泛滥，是当前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社会现象。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，从政治角度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，从社会角度是思想文化阵地建设。要用文化去抓住老百姓，创造文化氛围，形成主流文化场，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。

他认为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四大建设，现在文化建设力量较弱，措施也软，需要创新形式、手段，寻找新的切入点。同时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注意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，要切合实际。文化建设重在“化”，就是潜移默化，不是“灌输”，不能急于求成，要春风化雨。